钢铁产量逆势增长的背后

今年以来，在国内经济增速下滑、制造业增速放缓的情况下，钢铁行业的产量维持较高增速，导致国内钢材市场供大于求的矛盾进一步激化，钢材价格持续下跌，企业效益下滑。很明显，在经济和工业增长动力有所减弱的情况下，钢铁产品产量的快速增长是不合时宜的。那么，是什么因素驱动着在微利甚至亏损中挣扎的钢铁企业不断放量生产？这种不合时宜的放量生产是否将延续？

四大因素钢企增产有因

根据国内钢材表观消费量和钢材市场库存变化情况进行测算，前5个月，我国粗钢实际消费量同比增长约4.8%，需求增速明显下降。但是，钢铁企业产量仍居高不下，这背后有四大原因。

首先，产能基数不断增长，企业希望保持一定的开工率，导致产量高增长。

2008年~2011年，钢铁行业呈现出短期需求明显增长、资金相对宽松的状态，刺激了产能建设，行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12.0%，建设总规模从7932.8亿元增长到12553.5亿元，累计增长58.2%。在此期间，包括首钢曹妃甸、攀钢西昌钒钛、重钢长寿新区等一批投资大、水平高的项目相继建成投产，宝钢湛江钢铁、武钢防城港项目先后获批开工。尤其是2012年以来，除新疆等西部地区的新增产能项目外，还有一大批项目先后建成投产，仅高炉就几十座。

其次，制造成本下降刺激了企业的增产欲望。

今年初以来，铁矿石和焦炭价格大幅下滑，使钢铁企业的边际成本下降。据统计，前5个月，炼钢生铁的制造成本同比下降342.82元/吨；线材价格同比下降497元/吨，制造成本同比下降536.94元/吨；热轧薄宽带钢价格同比下降334元/吨，制造成本同比下降399.10元/吨。制造成本下降是钢铁行业前5个月能够保持盈利的最主要因素。在单位产品的盈利能力增强的情况下，增产不仅可以创造更多的效益，而且能将劳动力、资金、管理、折旧等成本进一步摊薄，自然就成了大多数钢铁企业的必然选择。

再其次，地方政府干预使企业不能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产量决策。

中央治理地方融资平台和打击“影子银行”的一系列举措，再加上当前银行系统的流动性不足，导致地方政府的财政风险上升。据统计，截至2012年底，36个地方政府的债务余额接近3.85万亿元，其中银行贷款占78.07%。今年年初，传出部分“囊中羞涩”的地方政府要求钢铁企业预缴税费的消息，甚至有企业表示，如果不合作就将成为审计和调查的对象，会被处以巨额罚款。如果钢铁企业主动减产，就可能造成营业收入下降，导致地方政府的税收下降。为此，一些地方政府责令钢铁企业开足马力生产，以保证地方的税收和就业。

同时，部分地方政府还要求钢铁企业扩大固定资产投资，加大产能建设力度，为未来的税收提供保障。例如，某省要求钢厂如期完成新区项目的投资建设并按期投产，但该项目投产后即出现巨额亏损，拖累了钢厂的扭亏节奏；山西省先后批准了多家民营钢铁企业的新增产能计划。

最后，“资源错配”;使部分企业拥有了错位的竞争优势。

当前，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还没有充分发挥，导致很多资源在配置过程中出现不公平、不合理的错配。这种错配使部分钢铁企业拥有了错位的竞争优势，从而支撑不同类型的钢铁企业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扩大产量。

对于大型钢铁企业来说，其竞争优势一是高品质、高售价的产品，二是大规模生产带来的规模优势和市场地位，三是生产部门之间的协调产生的整合效益，四是巨大的固定资产规模和现金流带来的生存能力。在这种背景下，增产能使其规模优势和市场份额进一步扩大，也给创造整合效益带来了更大空间。基于此，部分大型钢铁企业选择了扩大生产的策略。

对于地方中型钢铁企业来说，其竞争优势一是地方政府给予的各项补贴和优惠；二是产品销售半径带来的区域市场定价和份额优势，三是地方政府对于部分企业环保问题的不作为。很多地方钢铁企业可以享受到如政府拨款、贴息贷款、资源划拨、省内采购等优惠政策，使其制造成本、资金成本、销售成本甚至环境成本都明显低于其他企业。在此背景下，增产能够在充分发挥成本优势的前提下，扩大企业的区域市场份额，提高在区域市场的定价能力。因此，多数地方中型钢铁企业也选择扩大生产。

对于小钢铁企业来说，其竞争优势一是由于设备水平、环保配套等缺失所获得的单位产能固定资产投资优势，二是灵活采购、灵活生产带来的成本优势，三是低品质和低价格带来的价格优势，四是类似不开票销售、非法掠夺资源等违法行为带来的投机优势。对于这类企业，低成本、低价格的产品结构原本就是依靠数量竞争获取利润的策略，再加上缺少环保成本和违法成本的约束，增产也就成了必然选择。

环境已变减产时机成熟

随着新一届政府的经济政策和宏观调控思路逐渐发挥作用，钢铁企业的生产经营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减产时机已然成熟。

一是需求层面，通过投资刺激经济增长创造需求的思路已经改变，钢铁需求增速将进一步下降。

目前来看，拉动钢铁行业需求的诸多行业都面临增速下降和投资不足的局面，指望房地产行业再次成为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并不现实，大多数钢铁下游行业都面临着结构调整的巨大压力。因此，未来的基建和制造业发展都不会给钢铁行业带来更多的增产空间。

二是资金层面，货币政策转向表明国家不再支持以扩张为主的企业发展方式。

实际上，从去年下半年开始，货币政策已经悄然完成了从相对宽松向相对收紧的转变。从钢铁企业的情况来看，资金链情况正在恶化。5月末，大中型钢铁企业的存货资金占用同比减少了5.38%，但产成品存货资金占用同比大幅增长了10.51%，显示出原料库存资金占用转变成了产成品资金占用，并没有为钢铁企业减轻资金占用压力。银行借款方面，5月末，大中型钢铁企业的借款总额同比增长7.54%，未来面临很大的偿债压力。

三是盈利层面，企业亏损面增加使更多企业难以继续增产。

1月~5月份，86家大中型钢铁企业中有37家亏损，亏损面高达43.02%，同比提高8.14个百分点。亏损企业在产量决策方面会比较慎重。因此，亏损面的增加将迫使很多企业放弃继续增产的策略。从盈利企业的情况来看，前5个月，盈利排名前5位的钢铁企业的增产幅度均小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新兴铸管和南钢分别大幅减产12.26%和14.31%；而在亏损比较严重的企业中，有的企业增产幅度超过50％。

此外，国资委对于央企考核机制的改革，将凸显利润指标对于产量决策的重要作用，迫使央企在产能投资和增加产量等方面慎重决策。

四是政策层面，以规范市场竞争环境为核心的经济体制改革继续推进，将使钢铁企业的无序增产得到抑制。

例如，环保政策的落实。目前来看，“环保风暴”的效果显著，尤其是河北省对于钢铁企业的环保核查不仅发现了很多深藏的问题，也明显地抑制了该省四五月份的钢产量，甚至一度使华北地区建筑钢材的价格比其他地区更加坚挺。未来，环保在规范钢铁企业市场竞争行为中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除环保外，目前有可能对规范市场竞争行为起到积极作用的还包括资源价格的形成机制、审慎货币政策下的资金投放、税费制度改革及严格执法等。政府有关部门应加快在上述领域的改革步伐，最大化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从而加快各种外部成本的内部化进程，使钢铁企业最终能够公平、顺畅地根据市场情况决策产量的释放。